扩建青云谱，其姐就在青云谱西三四里之遥的唐邺院修道，朱道姑常经此桥探弟，后来人们改称此桥为朱姑桥。而今的朱姑桥梅村便因此得名。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渊源，加之，它是南昌市区为数不多依然留存的古村，朱姑桥梅村在2007年被南昌市旅游局评为“最具有开发潜力的乡村旅游景区（点）”。开发队紧随而至。

  从南莲路走进朱姑桥梅村村口的大平塘，沿途所有的建筑都披着统一的青砖青瓦，顶着崭新的马头墙。而今三四层的居民房比真正留存下来的古建要高了不少，不过，看来他们很乐意为“老先生”修饰门庭。

  据青云谱区文广局负责文保的周颖主任介绍说，这叫做“穿衣戴帽”，紧接着，他们会为整条街铺上麻石路，仿古街的风貌便清晰可辨了。

  村前的大平塘曾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所在，不久前依然维持着清水朱栏的样貌。红石是江西特有的材料，当地很多建筑都会用到红石。据说，“清水朱栏”寓意着明朝在清朝之上，清在明朝包围中，体现了明王朝后裔反清复明的决心。而今，一辆大铲车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立在平塘前，百年前修缮的石料已经尽数换走，墩上了崭新的大理石和金属栏杆，边上还围了一圈绿化带。

  村口水塘、青砖青瓦、麻石路、马头墙，或许满足了人们对古村落最广泛的想象和期待。因此，这类“穿衣戴帽”的工程在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

  记者事后询问袁菲的感受，她表示如此修缮稍微“有点过”，“建筑的体量过大。水池的栏杆，明明老的红石栏杆都在那，不照着修，非要修高等级的建筑才用的，就和乡村的感觉不匹配。以前就几块石条，你们可以打水、洗衣服，现在弄成了像大码头那样，又不是一个布头的集镇。”

  尽管旅游的门面做得稍嫌夸张，不过，她觉得梅汝璈故居修得“还可以”，故居边上的明清古建则“尤为精彩”。

  在朱姑桥梅村穿村而过的青石板路，曾经是南昌通抚州的古驿道。沿路一字排开，现在还存有七八幢明清古建。踏入一幢“同治时期”的旧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井里丰富的木质雕花，以及天井两边独特的石质墙体。

  天井是江南建筑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往往是建筑的装修重点，这里光线好，且是住户出入必经之地。围绕天井一圈，布满了精致的木雕，牛腿、雀替、隔扇、挂落……整个天井空间好似一个精心雕琢的花篮。尽管有不少地方已经显得破落，但依然能看出当初的光华。

  除了美观之外，天井最重要的作用是排水、采光、通风。江南多雨，雨水沿着屋顶内侧从四面流入天井，成为“五岳朝天，四水归堂”的格局。滴落下来的水会溅到天井四周的墙面，久而久之，四周的木头很容易腐朽。当地的建筑往往在天井中做一个石质挡水，或者索性用砖石做墙，而朱姑桥梅村这座同治古居中还使用了江西特有的红石。“天井里，用红石镶一个边，有点亭心的作法，还比较有趣。”袁菲表示。

  梅汝璈故居因年久失修，早已坍塌尽毁，只留下高高的外墙。当地部门依据其旁边同时期的建筑重修了故居，使用的是崭新的石瓦和机制木雕。崭新的墙面和原本的墙面连砌在一起，倒也透出一种独特的韵味。

  在葛亮看来，这种新旧交杂的修缮方式也不无可取之处，“这种对比是比较有趣的。否则修得一模一样，看不出哪里是真的，哪里是假的。真的也就没有价值了。”

  据《威尼斯》规定，文物建筑修缮应遵循几大原则：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可识别性原则、可逆性原则、与环境统一原则。葛亮表示，国外一些古建筑修缮可以比较好地遵循这些原则，而在国内，修缮的方式各不相同，效果也大相径庭。

  在现实中，开发旅游往往是当地政府保护古镇古村的唯一方式。但旅游与保护并非殊途同归。

  在南昌市区以南45公里处，南昌县有一个三江前后万村。三江是很著名的萝卜酱菜产地，不过这里同样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前后万村的祖先、北宋神宗年间兵部尚书万迪公因金兵攘扰而护送隆佑太后南迁，其后代辗转于附近，最后定居于前后万村，迄今约有800年历史。三江镇文化站站长吴来沅介绍说，“从万迪公起，这里出过15个进士、30多个举人、169个秀才”，而最近的一个大人物，要数共和国第一任女省委书记万绍芬。或许因为有了代代人才的福荫，前后万村的保护状况良好。2009年，它被评为“江西省历史背景和文化名村”。前万村和后万村有53栋、总共15000平方米的房屋列入保护范围。尽管如此，保护经费依然是个大问题。

  当记者一行来到后万村前的鲤鱼塘，这里临大道的三栋建筑正在修缮。据吴来沅介绍，去年县里批了140万元经费，但这笔钱是旅游资金，只能用以维修最有旅游价值的地方，比如临街的公房、鲤鱼塘前的大道。而作为文保单位，53栋建筑中那些迫切地需要抢救的、岌岌可危的旧居往往无法维修。

  尽管已是省历史背景和文化名村，三江前后万村面临着和其他村落同样的问题——空巢化严重。踏入狭窄的巷道，天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抬头仰望，各式小檐挤在一起，互相顾盼，仿佛一些高骏的马仰着脑袋。这份诗意的情趣，却只有老人和小孩才能欣赏，村中的青壮年都到外面“奔生活”去了，自然无暇关照修缮古居。更有甚者，举家迁往别处，只留下多年空置的古屋，眼见着一日日衰败下去。吴来沅表示，前后万村慢慢的开始申请国家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名村”，如果申上，也许能获得一些资金对村中危房实施修缮。

  与之相比，他对旅游资金的申请同样充满期待。吴来沅表示，他准备把村中6条古巷道恢复成石板路，在村前的空地上为15个进士重新立碑，再修个亭子。如果这一个项目被批准，就能获得资金，增添村子的旅游价值。他同样希望能招商引资，找到商家在此投资旅游项目。“这个得有历史意义，才会有人来投资。”吴来沅对此充满期待。

  安义古村是南昌市安义县引以为傲的旅游景点，其古建筑群主要分布于罗田、水南和京台三大自然村，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袁菲在多年前曾参与了安义古村的保护规划，自此便和安义县结下了情缘。此番故地重游，饮得合作甘霖的彼此将再度携手，参与另一座村庄安义县万埠镇桃二村鸭嘴垅自然村的保护规划。

  鸭嘴垅村是熊姓血亲村落，也是陆军上将熊式辉的家乡。从1931年任江西省主席起，熊式辉主赣十年，广泛推行“新生活”运动，而鸭嘴垅村成为了“新生活”的一片试验田。

  1946年，熊式辉回乡省亲，目睹了村庄的破败不堪，村庄原本的房屋已被日寇焚毁殆尽，村民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中栖身。熊式辉亲自出面，抵押地契，获得贷款5亿元，将村庄作整体规划，请当时著名建筑设计师禚继祖设计，由名匠里人张传梁等负责施工，建成17幢两层楼房，供当时鸭嘴垅村近200名村民居住。

  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经过现代规划的村落，而今我们走在鸭嘴垅村的主干道上，依然能看到这17幢一字排开的房屋。中西合璧的风格，颇有民国建筑的范儿，却依然有着农村建筑齐备的功能。“这些都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袁菲介绍说，“主要分两种类型，从屋顶往下看，一种墙壁外框是正方形，另一种是长方形，有点像隶书一字。”

  解放后至1980年代，村民仿造当年17栋洋楼的制式陆续修建了25幢住宅，在街对面顺延排布，与乡野绵延相连。而今看来，就仿佛是年轮一般，记录着这座村庄近百年的生长轨迹。而后，村里专门在附近开了一片地供村民兴建新房，而这片规划有序的旧村就留存了下来。

  熊式辉当时举家住在陪都重庆，偶尔回家祭祖探亲，为了下榻便利，他在村南上关位置建了一栋同样中西合璧风格的楼房。建筑为明二暗三层砖木结构，坐西向东，据岗埠、临溪流，直面尽览西山长岭山峰。

  踏着咿呀作响的西式扛棱杉木地板，我们走进熊式辉故居。屋后的厨房依然留存着革命时代留下的印记：屋内墙壁上是一幅青山绿水的壁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标语还历历在目。据桃二村书记熊林山介绍，1949年以后熊式辉一家就去了台湾，他的旧居起初成了劳动大学的分校，到“文革”的时候，又搞了“大战犯熊式辉罪行展览馆”，再后来，就空置着。而今，历经岁月流变的熊式辉故居终于将成为熊式辉故居纪念馆，村中已经印刷了一些介绍性的图片、文字挂在墙上，期待着客流纷至沓来的那天。

  “这个村子最大的特点是有序，”葛亮告诉《艺术评论》记者，“以前一般的农村都属于自发的、村规民约建起来的。而这个属于有规划、有设计，是整体建造的。”在葛亮看来，当年的熊式辉将国外的规划理念引入一个偏野的村庄，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更重要的是，当年的规划同时又十分尊重当地的水土人情。一方面，村头村尾有巨石天成、风水古樟、庙主神佑。另一方面，它的明道暗渠组成了先进的排水系统，街边是汇水的明渠、巷内是排水的暗沟；晴好的日子，总有山溪淙淙，悠然环绕古村，骤雨连绵时，落檐水则可迅速经由完备的水道系统汇流到村子下关。村口的“三棵树下”水声终日不绝，既可消纳吐故，又兼灌溉田园，更是村民聚会纳凉的公共空间，形成声色并茂的乡土景致。

  葛亮表示，这类过去的村镇规划理念对于当下来说依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过去都是顺其自然。依山而建，路顺山势而下，自然排水。现在，大家往往以人定胜天的壮志去规划，较少理会原来的环境情况。”

  经过合理的规划，鸭嘴垅村将以“梓源民国村”的名号重生。葛亮希望这个村子能够保持它的独特韵味，也希望它的规划理念能够分享给更多人。

  在南昌踏察的6天时间里，“遗珠拾粹”一行人走访了10多个村庄。不断有人询问：你们为何需要到这里来？你们是怎么了解这一个地方的？你们要去的是不是这里？而两位规划师仅仅凭借着手中一张张打印出来的谷歌或者百度的卫星地图，凭借着地图上小小的屋顶造型，踏足一个个他们期待着能遇见更多古建的村庄。这样的探险总是会带来新的发现，结果往往令人悲喜交加。

  在安义县观察村，五房支的祠堂依然是村民议事、活动的公共建筑，与其背向而建的大户人家房子却已经寥落，空空的戏台上只有三两只鸡在嬉戏。南昌县永木黎村曾是唐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的守墓人李昕的后裔，1983年黎家古建筑群被列入南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近年来新建筑插建情况很严重，古建筑倒掉、拆掉、烧掉的也不少，尽管少量留存的精美建筑、牌坊依然能看出当年的辉煌，但更多只能零散存在于新建建筑的夹缝中，而今村中最辉煌的是一栋装点着罗马柱和金色柱头的4层小楼，在它的对面，少年们围着池塘中古戏台的基座游水嬉闹。进贤县的艾溪陈家村，有两座前后相连的古宅，这户陈家出了两位才俊，父亲是咸丰举人，儿子是光绪进士。墙壁已经纷纷倒塌，只留下木质构架和淡雅的木雕，杂草树木逐渐从地面缝隙中生长出来，尽管完全是破败模样，却有一种别样的苍凉之美。

  “南昌我们来过十次八次了，”葛亮表示，“但来得越多，越感觉自己看得太少。”古建筑、古村落在神州大地到处存在，但纳入保护范围的只有特定的一些，他告诉《艺术评论》记者，“现在文物保护还是比较侧重于名人和重要的公共建筑”，而一般的古代建筑，常常不得不陷入自生自灭的境遇。

  除了古居建筑让人感受到的精彩与遗憾，每到一个村镇，总会有热心于古建保护的当地人士前来引路指导。大部分时候，是当地政府负责文保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有老居民，进贤县罗溪镇旧厦村的周世琨老先生是其中尤为热心的一位。

  旧厦村连同周边的村落都是同一个周氏家族的分支发展出来的。旧厦是这个家族来此的第一个村子，从元代起就在此繁衍。因此，村中能够正常的看到附近最古老的住宅。另一方面，整个村庄的格局依然完整，能够正常的看到完整的防御体系，有村门、村墙，外面还有一个竹园、私湖。

  现年82岁的周世琨出生于旧厦村，后来进城读中学，又去他乡读大学。但他始终定期回乡省亲，关心着村子的状况。“文革”以后，旧厦村和其他村镇一样开始发生改变。有人开始在周围建房，另一些人索性离开了村庄。而古老的村子正一日日破败、坍塌。

  周世琨联系政府官员，找到同济大学的阮仪三，希望可以为古村保护多做一些事情。他自发研究古村建筑历史，并亲自动手做了不少旧厦村建筑的模型。“这个村子最大价值是什么？”周世琨告诉《艺术评论》记者，“他保留了中华农耕文明后期的建筑史，从最简单的三间小房，一直到青砖黛瓦背山墙。”

  他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将村庄保留下来，然而，要保存，就需要定期修缮维护，这又谈何容易，资金的问题暂且不表，“过了时了，”周世琨说道，“连土砖都没有了。那些材料还找得到吗？”

  坐在他对面的进贤县文物所副所长黎昌荣摇了摇头。两人同时发出一声叹息。■